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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他们亲手写下的规则:美国如何建立1945年的秩序,以及最初的例外
2026年11月10日 — 华盛顿 / 纽约
要点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了新秩序规则的建立:《联合国宪章》、纽伦堡审判、布雷顿森林的经济机构。
- 美国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安理会的否决权,以及一项保留,由华盛顿自行决定国际法院可以审理哪些案件。
- 冷战期间,例外接踵而至:伊朗政变,随后是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联合国谴责这些行为时,所用措辞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几乎一字不差。
- 也有华盛顿对盟友适用规则(苏伊士,1956年),或在行动前寻求法律依据(古巴,1962年;科威特,1990年)的例子。如今的区别在别处:例外不再遮掩,而是被宣布为一种主义。
2026年9月,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联合国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把国际秩序置于本国利益之上。我们在《先利益,后秩序》一文中谈过此事。这句话的分量超出表面,因为这个秩序并非他人强加给美国,而是美国自己设计的。本系列由此出发:当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违反自己写下的规则时,其他国家学到了什么,我们欧洲人又做了什么?在讨论今天的案例之前,需要先了解这些规则如何诞生,例外又从何时开始。
他们亲手写下的规则
《联合国宪章》。 建立一个防止新战争的世界组织,这一构想来自富兰克林·罗斯福。1945年春,五十个国家在旧金山起草了宪章,美国参议院几乎全票通过(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文本的核心是第二条第四项:任何国家不得对他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自卫或经安理会授权者除外(我们在词条《使用武力与自卫》中有所解释)。但同一部宪章赋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否决权:任何有约束力的决定都不能在其中一国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安理会词条)。
纽伦堡。 为审判纳粹头目,四个战胜国设立了一个国际法庭,这是第一个因发动侵略战争而审判统治者的法庭。美方首席检察官、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开庭时说了一句话,其中已包含本系列的问题:把一杯毒酒递给被告,“也就是把它送到我们自己的唇边”(开庭陈词,耶鲁大学阿瓦隆项目)。如果规则适用于战败者,那么也适用于审判他们的人。
经济。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诞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47年在日内瓦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日后由此而来(历史学家办公室)。我们将在关税一集中再谈。
附带条款的法院。 1946年,美国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任何作出同样声明的国家都可以起诉美国。但参议院加上一项保留:凡属美国国内管辖的事项,“由美国认定”者,均排除在外(参议院决议,1946年8月2日)。它以提议者的名字被称为“康纳利保留”,美国律师协会从第一天起就表示反对(《美国国际法杂志》)。自己单方面决定一个案件是否与己有关的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时才接受法官。
最初的例外
伊朗,1953年。 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将此前由一家英国公司掌握的伊朗石油收归国有。1953年8月,他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几十年里华盛顿一直否认。2013年,一份中央情报局内部文件白纸黑字写明:政变是“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行动”实施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一年后在危地马拉,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了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历史学家办公室)。
苏伊士,1956年:规则适用于盟友。 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按照秘密商定的计划发动进攻。事先未获通知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反对,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拒绝向伦敦提供援助。入侵者撤军(帝国战争博物馆)。这是1945年的规则如所承诺的那样发挥作用的一例:针对美国的两个盟友,出于美国的意志。
古巴,1962年:认真对待规则。 在我们于禁运一文中回顾过的猪湾登陆失败之后,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肯尼迪政府放弃了先发制人自卫的理由,请求美洲国家组织授权实施海上封锁,称之为“隔离”。据当时的国务院法律顾问艾布拉姆·查耶斯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认为自己负有这样做的法律义务(Just Security)。许多法学家仍认为这一依据并不牢靠。但华盛顿觉得必须在法律面前为使用武力作出说明。
格林纳达,1983年。 总理莫里斯·毕晓普被一个军人派系杀害后,美国入侵该岛。联合国大会谴责这次干预“公然违反国际法”(第38/7号决议),此前一份类似文本已在安理会被美国否决。
尼加拉瓜,1984-1986年:当法官判你败诉。 桑地诺阵线执政的尼加拉瓜就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和在其港口布雷一事,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华盛顿主张法院无管辖权;法院作出相反裁定后,美国退出诉讼,并撤回对强制管辖的接受。1986年,法院判定美国非法使用武力。美国拒绝接受判决,并否决了安理会要求其遵守判决的决议(大英百科全书)。
巴拿马,1989年。 美国入侵巴拿马,以抓捕曾宣布选举无效、并在美国被控贩毒的曼努埃尔·诺列加将军。联合国大会再次称之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第44/240号决议)。三十七年后,类似的模式在委内瑞拉重演:我们将在第1集中讨论。
科威特,1990年:运转起来的体系。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华盛顿没有单独行动。它在安理会争取到多数,安理会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解放该国(第678号决议)。那一刻,由美国领导的1945年秩序似乎终于做到了它被写下时的初衷。
法律评述
规则禁止什么。 禁止使用武力适用于所有人,哪怕是理由正当或敌人可憎的一方。在尼加拉瓜案判决中,法院补充指出:一国不得通过武装叛乱者或试图更换其政府来干涉他国内政。从外部策划的政变,即使没有一名士兵越过边境,也属于禁止之列。
薄弱环节。 要执行规则就必须经过安理会,而每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阻止任何与己有关的决定。当违规者是其中之一时,剩下的只有联合国大会,它可以谴责,却无法强制。格林纳达、巴拿马、尼加拉瓜:三次谴责,没有任何后果。苏联在阿富汗也是如此。这并非事后才发现的缺陷:否决权是宪章起草者(包括美国)的选择。
遮掩还是宣布。 冷战时期的法律理由是真诚的还是装点门面?对法律而言,这一点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重要。一个否认、隐瞒或寻找法律论据的国家,承认规则的存在。一个宣布把本国利益置于规则之上的国家,则把规则当作已不存在。
华盛顿的说法
核心论点必须完整陈述。1945年的规则以大国合作为前提,而苏联没有合作。按照这种解读,没有美国的力量就不会有任何秩序可以捍卫,给莫斯科留出空间就意味着把整个国家拱手相让。中央情报局关于1953年的文件本身就这样说,提到让伊朗暴露于苏联侵略之下的风险。
此外,华盛顿为每一次干预都提出了法律依据。在格林纳达:东加勒比邻国的请求、岛上总督的呼吁,以及保护约一千名美国公民,其中大多是学生(《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3年)。在尼加拉瓜:对萨尔瓦多的集体自卫,萨尔瓦多指责桑地诺阵线武装游击队。在巴拿马:自卫、保护美国公民和恢复民主;美国代表指责联合国大会对诺列加的镇压视而不见(《德塞雷特新闻》,1989年)。一些美国法学家认为这些论据成立。但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予以驳回。
对称性检验
同样的措辞。 1980年1月,联合国大会以包括美国在内的压倒性多数,对苏联武装干预阿富汗表示“痛惜”(《国际法律资料》)。莫斯科说它是应阿富汗政府邀请而来。三年后,同一个大会对格林纳达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措辞,而华盛顿说它是应总督邀请而来。早在当时,就有美国专家指出,格林纳达让美国失去了借阿富汗问题获得的优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同一来源)。如果邀请对莫斯科不够,对华盛顿也不可能够。
同一个秋天。 1956年11月,就在艾森豪威尔迫使伦敦和巴黎撤出苏伊士的同时,苏联镇压了匈牙利革命。那些日子里,华盛顿对盟友适用规则,比莫斯科对自己适用规则做得更好。检验是双向的:冷战并非只是美国虚伪的故事。
留下什么。 比较不能为任何人开脱,但它说明了可信度的问题:要求别人遵守规则的人,必须能够说自己也在遵守。今天莫斯科援引科索沃或伊拉克为乌克兰战争辩护时,提出的也是同一个问题。
那么欧洲呢?
欧洲在这段历史中并不更体面。在苏伊士,违规者是英国和法国,阻止他们的是华盛顿。在曾是英国殖民地的格林纳达问题上,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入侵开始前表示反对;随后英国在谴责决议表决中投了弃权票(Declassified UK)。在巴拿马问题上,英国和法国在安理会与美国一同投了否决票,并在大会上投票反对谴责(联合国大学;《德塞雷特新闻》,同一来源)。而在阿富汗问题上,西欧则一致投票谴责莫斯科。同样的行为,因行为者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评判。
我们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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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规则并不是反对美国的发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正是这一点让今天发生的事情显得严重。杰克逊知道,总有一天这些规则也会适用于写下它们的人,他当着全世界说出了这一点。华盛顿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了后路,即否决权和康纳利保留;冷战期间的例外既多且重。但它们大多被隐瞒、被否认或被法律论据所掩盖,而在一些关键时刻,在苏伊士和科威特,美国即使付出代价也捍卫了规则。恶行仍在向美德致敬。
如今这种致敬已经结束。当国务卿说利益先于秩序时,他并不是在为某个例外寻找借口,而是在说例外就是规则。从莫斯科、北京或任何其他首都看去,这个教训一清二楚,这也是本系列的缘由。同一把尺子必须适用于所有人,包括在苏伊士和巴拿马选择视而不见的欧洲。
接下来的几集
- 作为制裁的关税:1947年写下的贸易规则及其被当作武器使用。
- 委内瑞拉:抓捕一位总统,从巴拿马到加拉加斯。
- 格陵兰:威胁一个盟友。
- 已上线的古巴一文是本系列的一部分:《黑暗中的古巴》。
来源: 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 · 开庭陈词,耶鲁大学阿瓦隆项目 · 历史学家办公室 · 参议院决议,1946年8月2日 · 《美国国际法杂志》 · 国家安全档案馆 · 历史学家办公室 · 帝国战争博物馆 · Just Security · 第38/7号决议 · 大英百科全书 · 第44/240号决议 · 第678号决议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3年 · 《德塞雷特新闻》,1989年 · 《国际法律资料》 · Declassified UK · 联合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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