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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门

N3R1-70 社论

安全屋的门是锁不上的。那个星期六的早晨你才发现这一点:外面响起枪声,你意识到在你和他们之间,唯一的东西就是你握在门把手上的那只手。你的女儿躲在床底下,你叮嘱她不要出声。手机上不断收到邻居的消息:他们在家里,听到了脚步声,他们很害怕。后来,消息不再来了。你握着门把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六个小时。手臂在发抖,你没有松开。你不知道有没有人正赶来救你。你不知道墙的另一边是否还有人活着。

这是2023年10月7日,加沙附近的一个基布兹。许多家庭都是这样讲述的:一只手握着门把手。

现在是另一个家,就在几公里之外。不,不是家,是一顶帐篷,因为家已经没有了。两年来,每到夜里你都能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你学会了分辨哪种声音是飞过去的,哪种声音是停下来的。他们叫你离开,你就离开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每一次带走的东西都更少。但有一样东西你一直带着。那是一把很大的铁钥匙,是你祖母去世前放到你手里的。它能打开雅法附近一栋房子的门,那是你的家人在1948年离开、此后再也没能回去的房子。那扇门也许已经不存在了。钥匙还在。加沙的许多家庭就是这样带着它,从一次流离失所走到下一次。

两扇门。一扇要用尽全身力气关住。一扇再也没能打开。

当我和犹太朋友谈起以色列时,第一个词永远是同一个:安全。有人甚至说,唯一能安全的办法,就是另一边一个人也不剩。很长时间里,我以为只要表示不同意就够了。后来,我试着站到那个握着门把手的人的位置上。也站到那个握着钥匙的人的位置上。

历史教会了什么

握着门把手的人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祖父母,一个为了再也不必向任何人请求生存许可而建立的国家。然后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教训。2000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来到了边境。在奥斯陆的那些年里,人们谈论和平的同时,公共汽车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爆炸。2005年,以色列撤出加沙,撤走了士兵和定居者,加沙落入哈马斯之手。火箭弹越来越多。直到那个星期六。对握着门把手的人来说,教训只有一个:每一次我们让出土地,土地都变成了威胁回来。

握着钥匙的人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1948年,巴勒斯坦人称之为“纳克巴”,即“灾难”:数十万人离开或被驱逐,再也没有回来。1967年,从那时起是占领,至今将近六十年。检查站,什么都要许可证,家族的土地有时根本去不了。然后是过去三十年的教训。在奥斯陆的那些年里,人们谈论和平的同时,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不断扩大。一边在谈判,一边山丘上盖满了不属于他们的房子。对握着钥匙的人来说,教训只有一个:每一次我们谈判,土地都变得更少。

两个不同的教训。它们的构成方式却是一样的。

恐惧通向哪里

恐惧持续得足够久,就会改变人。民调说明了这一点,双方都是如此,而且谁看了都不舒服。

在以色列,每三个人中有两个不想要巴勒斯坦国,在10月27日的选举中,就连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挑战者也没有提出建国。还有更糟的: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项调查中,绝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表示支持驱逐加沙居民。二十年前,这样的人要少得多。

在巴勒斯坦人中,一半的人仍然认为武装斗争是有效的,即使在加沙发生了那一切之后。而大多数人不相信以色列人真的想要和平。

问题就在这里。两种恐惧中的每一种,都是被对方的所作所为喂养的。落在斯德罗特的一枚火箭弹,让想要轰炸加沙的人更强大。加沙一栋被摧毁的房子,约旦河西岸一片被烧毁的橄榄林,让想要发射下一枚火箭弹的人更强大。这是一台机器。它自己转动,每转一圈,都证明转动它的人是对的。

然而,在这下面,还有别的东西。大多数以色列人既不想撤出,也不想吞并:他们停在原地,等待着。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会接受一个通过协议产生的国家:只是不相信自己能看到它。这是两个在等待的多数。每一方都在等对方先动。

打开

如果安全是一扇关着的门,第一步就不能是把它撞开。没有人会因为外面有人告诉他必须开门就把门打开。你推得越用力,对方就把门把手握得越紧。

第一步是倾听。倾听不等于认同。它意味着承认,另一边有一种真实的恐惧,来自一段真实的历史。承认握着门把手的人和握着钥匙的人害怕的是同一件事:被抹去。

由此产生第二步:土地属于居住在上面的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有权留在那里,并安全地生活在那里。两个民族都不会离开。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对方会消失的想法之上。

这个原则并不能解决一切,这一点应当说清楚。它没有说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该怎么办,根据国际法,这些定居点是非法的。它也没有说那些钥匙该怎么办:1948年的难民及其后代已不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这是最难的两个问题,仍有待谈判。但在两个不再害怕消失的民族之间,这些问题会更好谈。

已经打开门的人

经过许多思考,写了许多文章之后,我确信了一件事。希望不会来自政府。它会来自人们。根据我的经验,一个一个地看,人几乎都是好人。真正坏到骨子里的,是少数。

我知道前面的民调似乎在说相反的话。也许它们并没有。也许它们说的是,恐惧会让正派的人接受可怕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敌人就不是人。是恐惧。而恐惧是可以减少的。

有人已经在这样做了。拉米·埃尔哈南是以色列人。1997年9月,他十四岁的女儿斯马达尔正在耶路撒冷市中心买上学用的课本,这时三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了自己。巴萨姆·阿拉明是巴勒斯坦人。2007年1月,他十岁的女儿阿比尔和姐姐以及两个朋友放学后出去买糖果,一颗以色列边境警察发射的橡皮子弹击中了她的头部:这是以色列一家法院认定的。两位父亲,有世界上一切理由去仇恨。如今,他们一起工作,在“家长圈”(Parents Circle)里。这个组织汇聚了850多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家庭,他们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并选择不去报复。他们走进学校,并肩讲述自己的女儿。

这并不容易。以色列教育部多次试图把他们的项目赶出学校,今年6月,一家法院恢复了这个项目。他们为双方死者举行的联合纪念仪式,今年是在一个保密的地点举行的。为了安全。

人可以靠很少的东西生活。他们每天都在这样做,在基布兹里如此,在帐篷里也如此。他们离不开的,是感到安全,和拥有权利。

握着门把手的人害怕是有道理的。握着钥匙的人害怕也是有道理的。但一扇门,迟早要打开,明知门的另一边有一个和你一样害怕的人。拉米和巴萨姆打开了它。他们恰恰是最有理由让门一直关着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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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加沙哈马斯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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